中學縮班殺校

據報導,新學年由小六升讀中一的學生比去年減少五千人,而在未來五年,入讀中一的學生人數將由以往每年八萬人,逐步減至不足六萬名,收縮的幅度超過四分一。換言之,小學的縮班殺校潮即將在中學湧現。

 

小學的經歷,對學校教育帶來了沉痛的衝擊,亦扭曲了不少學校的正常運作,例如業界出現了「不務正業」的活動,包括傳媒不時報導的校長、老師齊齊到商場、鄉村等地方進行收生宣傳活動,更有校長跑到街市向商販募捐,務求自資開辦小一,以祈躱開學校被殺的厄運。

 

教改和課改原本已給予學校不少新的任務、指標和要求,其後更為收生不足問題所困擾,委實令很多學校疲於奔命,難以全面發揮它們本身的潛質。試想如果學校位於人口老化的舊區,它們是否註定被淘汰呢?這又豈非球賽未開始但結果已敲定的局面?更諷刺者,政府自2000年起共殺了超過一百所小學,但本學年開始推行的小班教學卻因部分地區 (例如深水埗、油尖旺等)學額不足而未能全面展開,這些地區早前竟是縮班殺校的重災區!

 

這些例子令我們可以斷言,縮班殺校政策是浪費公共資源,窒息學校教育改善和提升,和妨礙學校間在同一社區內和諧共處和發揮。細看現在連Band1學校也急於搶收學生,這不是說明了政府堅持相關政策所帶來的恐慌和負面的衝擊。

 

香港女教師協會認為,政府不應容許小學以往的痛苦經歷在中學重現。數字上,這是中學收生的壞時機;但條件上,這卻是改善中小學教育的最好時機。較少的學生人數除了為小班教學締造了開展的基礎,亦可以為教育局提供契機,准許學校整體下調教師每週的教節,讓辛勞的同工有較大的空間去作專業的發展和對學生進行個別的照顧和輔導。此外,教師們又可否有合理的機會和權力去履行他們本身的家長責任呢?舉例說,他們每年是否可以取得一至二天的事假,出席子女所就讀學校的活動 (例如家長日、頒獎禮),給予子女較大的關懷和支持?

 

較早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曾鼓勵市民多生育子女,令本港社會在不同的領域上取得年青一代接力支援。對教師來說,這似乎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試想,我們女教師何來有勇氣去考慮懷孕呢?這方面,教育當局可否正面回應特首的呼籲,考慮給予女教師較長的分娩假期,使我們可以履行母親的天職,造福社會,提升香港日後的競爭力?